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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十九世纪以来中英间的交往,中国为何一再受挫?


2016-12-02 08:37:35






  我从中英两国一开始就动荡不安的关系说起。

  两国人民之间能对上眼的东西本就不够多,以至于无法增进相互了解。箇中原因是复杂的。有些源于政治经济上的直接冲突,但大部分是出于历史文化上的千差万别。

  这一点本来就不足为怪。英国深受西方文明的薰陶,而中国有着自身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文化传承,双方可谓大相径庭。

  另外,在跟中国相遇之前,英国人已和其他伟大的文明国家打过交道。事实上,与中国人的联系相比,英国人跟西亚的穆斯林国家、南亚的印度这两大文明的交往更加深入。

  英国跟上述两者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人的帝国疆域越来越大,始终苦于寡不敌众。他们觉得自身势力横竖不稳固,便建立起防护栏,并扩展到社会和文化关系。外族环峙,令英国人根本应对不及;人手不够,也实在做不到减少防御工事。

  1897年的大英帝国疆域。(Sourc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via Wikipedia)

  尽管如此,中英关系的发展却丰富多彩,卓有成效,尽管两国差异悬殊,但汉语世界的人与英语民族在许多场合中过往甚密,有些交往甚至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中国对英国海军的强大耿耿于怀,但更羡慕一个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造就了这种实力。中国不断地评估自身的国防和国家安全,但是国家为应对那种实力所须作出的洗心革面却姗姗来迟;同时,中国的官僚阶层对海外商企能够创造的巨大财富感到震惊。这最终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国商人的地位,重新定义在中国复兴过程中商人的角色;此外,不同的中国群体对于英国传教文化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最终,英国的科技进步赢得了最多的信徒。

  其结果是,对于中国各民族而言,科学思想成为衡量现代文明的方式,并决定了现代教育的意义;最后一点,大多数中国人对英国人的遵纪守法、市民自律和行事高效感到惊讶,尽管他们并不总是理解如何培养起对法律的这种尊重,要理解这个法治社会的管理体系是如何分级建构的,也不是一桩易事。但无疑,两国范围广泛的交往日积月累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我将撷取中英交往的历史,分析和思考其在当下和未来的意义。

  第二、三章探讨中国对战争和海外创业战略的态度。第四、五章讲述中国科学史的重新发现和中国对于现代治国方略的回应,包括对政党制的试验。然后我将对这些思想进行整合,以提供对英中现象的一个长远的眼光。

  马戛尔尼于1793年晋见乾隆皇帝,可视为中英官方交流的开端。(Source: by William Alexander, via Wikipedia)

  一旦比较英国对中印两国产生的影响,我总是震惊于十九世纪印度穆斯林诗人米沙‧迦利布(Mirza Ghalib, 1797-1869)的两行诗。当时,他正向印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创始人赛义德‧艾哈迈德‧汗(Sayyid Ahmad Khan, 1817-1898)提议,希望后者不要过度关注莫卧儿人的过去。他这样写道:

  睁开眼睛,审视英国人,观看他们的作风、风俗、贸易和艺术。

  同时代的中国官员是不能够听从这一建议的。

  为什么会这样?背后有重要的文化因素。这也能衡量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与中国人世界观的不同起点。

  在迦利布希望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审视的四个品质中,只有英国人的“贸易”才可能吸引中国的沿海商人,但另一方面,清朝官员要控制的也正是贸易。他们绝不会鼓励中国商人学习英国的经商之道。对英国人的“作风”和“风俗”更是如此,清朝官员一般会积极找茬。

  一些中国人可能觉得英国人的“艺术”有趣,尤其是其实用设计艺术、工艺美术,以及材料使用上的创新。但在大多数时间,中国人所景仰的还是英国人的强国之道。

  那么中国人的关注点是什么?我注意到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在《我们欠中国的情义债》一文中卓有高论。

  文章写于1942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两年后,该文在萧乾(1910-1999)的《千弦琴》中再版,韦利谈到在二十世纪首20 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的伟大转折点到来了”,当时英国的有闲之士、诗人、教授和思想家,接替以往的士兵、水手、传教士、商人和官员,开始到访中国。韦利竟吸引大家留意这种转变,有点令人惊讶。

  伊万‧莫里斯(Ivan Morris)这样写道:

  最奇怪的是韦利从没到过中国和日本。我问起原因,他始终没有直接答覆。雷蒙德‧莫蒂默说,“韦利痴迷唐朝时期的中国和平安时代的日本,他不能一边直视现代的丑陋,一边在荒芜中寻找许多保存完好的美迹”,他这么说自有一番道理。韦利心中早存有中日两国的风光景致,他不希望旅行冲淡这种美好感觉。

  韦利揭开中国诗歌的神秘面纱,将中国诗歌领入英语世界,他自己就属于“伟大的转捩点”。他独辟蹊径,与中国人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和审美的交流。遗憾的是,能意识到这份情感如何对中国的思想、语言和艺术产生咒语般魔力的中国人,实在寥寥无几。

  亚瑟‧韦利在文中提到几个人,他们“不是去传教(convert)、贸易(trade)、统治(rule)或打仗(fight),而仅仅是为了交友和学习”。他认为这些访客本该为中国带去英国人的崭新形象。

  他提到的高斯华夫‧路斯‧狄坚逊(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 1862-1932)和罗拔‧特里维廉(Robert Trevelyan, 1872-1951)没有产生影响。只有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给中国留下了印象,但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学者屈指可数,且访华时大多为时已晚,没能结交多少朋友。

  事实上,韦利前面提到的这四个词比他期望的更正确。

  当然,我们不能怪他没有预见到在接替英国的更强大的国家身上,用这四个词同样适用。我指的是非正式的美帝国,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中国人、东亚人和东南亚人的视线,取英帝国而代之。不管正式与否,美国荣登帝位,加入中英交往的第二阶段,使更加宽广的历史画卷无缝连接,直至当下。

  所以,我建议依然将这四个词作为故事展开的关键字。“传教、贸易、统治或打仗”描述了中国和英语民族关系史的核心内容。

  这四个词暂不按顺序来讲。我先说“打仗”,中国对这词的关注度最高。

  1842 年,中国初尝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厄运的开端。也许,中英人民之间从此没法把关系理顺的原因正在于此。

  1841年8月26日的厦门战役。(Source: Anne SK Brown Military Collection / Wikipedia)

  我再说“贸易”。“贸易”起步很早,但只有当战争的硝烟散尽,贸易的影响方能彰显。中国人远较英国人了解对方,随着双边合伙贸易的深入,彼此评价较少发生偏差。

  “传教”则是单方面的,中国传统上较少关注劝人皈依的工作,但当该词延伸到涵盖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教育,双方就有了充分的探讨空间,结果是,没有什么对上眼,但中国人还是设法从接触中获得了很多其所需要的东西。

  “统治”更是单方面的,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势必是不完全的体验,如果不是边缘化的经历的话。在打开中国沿海地区之前,英国不得不统治印度,但对于中国,却并无统治的兴趣。

  英国最后还是统管了零碎的行政权,管辖范围包括中国通商口岸、中国海关,辖区涵盖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社区,主要是香港、马来亚和婆罗洲(东南亚加里曼丹岛的旧称)的北部地方。中国人对此反应不一。但这可能加深他们对现代治理本质特征的理解,值得关注。

  简‧克利斯蒂安‧史穆兹会理解二十世纪前后半叶世人观点之嬗变。他是同龄人中最国际化的布林人。他敬仰温斯顿‧邱吉尔的世界观,惋惜美国的孤立主义,畏惧苏俄的崛起,认识到印度独立的必然性。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于1937 年9 月带着不详的预感,写下这样的评论文字:

  完全释放之后,这个巨人将做什么?我担心日本所为不仅自毁前程,而且日后可能威胁到西方国家几代人,这种破坏将超过东方国家历史上的任何历史事件。中国的英雄主义或将震撼世界。

  引用史穆兹的原话,他的悲剧是“担心淹没在黑非洲……造物主犯了一个错,造成了不同肤色,我们有什么办法?”因此,英国没有管好南非,史穆兹没有加以责备。

  回想起来,英国人错在跟布林人打仗。英国胜得并不轻松,尽管最后是赢家。他们终究未能阻止世界上最丑恶的政权在英联邦诞生。但英国在经贸方面干得不错。南非确实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富有的国家。

  至于劝人皈依基督教理念,功劳当属英国国教,培养了像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这样的基督徒。照中国人的话来说,曼德拉就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这朵美丽的莲花定会得到中国文人雅士的敬仰。

  更有什者,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不经意地诞生了另一位杰出人物,那就是印度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他先前在南非担任律师,与史穆兹是同代人。韦利用在旅华的英国人身上的四个词──打仗、贸易、传教和统治,如果用到印度身上,甘地会拒绝接受。

  甘地反对一切战争,因为印度人和英国人造成了太多的杀戮,他看不见在印度这片战场上战而胜之的曙光。甘地欣赏基督教的精神力量,但反对基督教会。他在公开场合引用基督教中那些能够使他坚持本来信念的信条。

  他更加强烈反对英国统治,但在寻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他对遇到的每个问题都坚持非暴力解决,这难住了顽固不化的大英帝国当局。他还反对基于大规模生产的贸易方式,英国人借此垄断了印度市场,削弱了印度的传统农业经济和文化。

  与甘地的四个拒斥相比,中国缺乏如此彻底革命、不屈不挠的政治领导人。

  中国宣导彻底改革和革命的领导者,如康有为(1858-1927)、孙中山(1866-1925)、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蒋介石(1887-1975)和青年毛泽东(1893-1976),对大家看到的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反应,比甘地来得更加迅急。跟许多实干的中国人一样,这些领导人乐于以西欧模式为学习榜样,而不单单向英国看齐。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看Q来印英交往结出的硕果貌似多过中英交往?为什么英国对印度的影响甚至大过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我将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希望通过我对中英交往的述说,帮助其他人揭开这一看上去引人入胜的谜题。

  (本文摘自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十九世纪以来的中英相遇:战争、贸易、科学与管治》本书作者围绕着“战争”、“贸易”、 “科学”及“治理”这四个词汇,阐述了中国和英语民族复杂、多采、动态的交往关系,既审视两者交往的可能,同时又洞悉其限制,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既深远壮阔又细致入微中西文明之间相遇融合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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